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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鲍曼:不是日记的日记

来源:搜狐网  发布日期:2014-06-10 14:47

齐格蒙•鲍曼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2011年-2012年间,鲍曼写下了一本非常富有思想含量的日记式随笔——《此非日记》。书中,他对现代社会快速的流动性带来的民主、自由、信仰的危机作了深刻的阐述,也对西方社会的现实矛盾作了透彻的批判。

齐格蒙·鲍曼:不是日记的日记

2010年9月3日

写日记有无意义?

我承认:在开始下笔之际(已是凌晨5点),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要写多久,也不清楚自己在多长的时间内需要这种迫切感,希望一直写下去。不清楚意图,更不用提目的是什么。如有人问我“为了什么”,我便哑然无语。我坐到电脑边上的那一刻,没有什么新的热门问题值得玩味,没有什么新书要写,也没有旧作需要校订、再版或翻新,没有什么新造访者来满足好奇心,也没有新演讲需要打草稿—没有压力、任务或者最后限期……简而言之,既不需要往固定的框子里填东西,也不必为一堆杂乱之物寻觅模子和框子。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与其问我“为了什么”,还不如问我“因为什么”写作。写东西的原因就不计其数了,可以摆一大堆出来任人注目、思忖和挑选。因此可以说,开始写作的决定是“缘于多个因素”。

首先,除了写作之外,我没有学会别的生活方式。一天不胡乱写点什么,我就感觉这一天是白过了,就像是非法流产,放弃了责任,背叛了使命。

其次,文字游戏赐予了我极大的快乐。我深深地享受着这场游戏—也许我在重新洗牌之后会不巧摸到一手烂牌,但在绞尽脑汁全力弥补弱点和逃过陷阱的时候,这种快乐就达到了极点。忘掉终点吧;只有靠运动不懈,跨过障碍或者把它们踹到一边,才会赋予生命以它的颜色。

再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不写作我就无法思考……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个阅读者,然后就是一个写作者—思考的碎片、片段、零零碎碎,竭力获得它们的新生,它们是幽灵一般令人恐惧的鬼影,晃荡、堆积、凝聚,然后又再次发散出去。我需要在它们可以停下来之前就用眼睛把它们抓住,投入一个空间,再套上一个既有的轮廓。它们必须先成行地写下来,以便生成一个还算完整的想法;一旦失败,它们便会夭折,或在僵死中被掩埋。

此外,我虽然喜欢隐居,却讨厌孤独。珍妮娅(作者之妻。她与鲍曼经历了很多人生磨难,是其终身伴侣,惜于2009年病逝。—译注)离去之后,我便跌入了孤独最黑暗的尽头(假如孤独有尽头的话)。在这里,孤独的苦涩,它最刺鼻的沉淀和最有毒的气味交杂横溢。我一打开电脑,桌面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珍妮娅的面容,然后打开WORD软件之后的动作除了变成一场对话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对话赶走了孤独。

最后一个原因,当然也许还有别的,我怀疑我是个天生的或者被造就出来的书写狂……一个瘾君子,每天都需要一定的剂量,否则就要准备去承受放弃职守的折磨。我别无选择。或许这一点,正是让寻找原因必然会变得绝望和无果而终的根本原因。

还有其他一些理由和原因,尽管它们并不能真正算数,但我明白它们的数量将与日俱增。其中,现在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一种日渐增强的感觉,即我在别人的欣赏中沉溺得太久了,我的节制能力毫无节制,已经让我做了它要求或逼迫我去做的一切,现在是该把维特根斯坦的那句箴言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亦即对说不上话的事(补充一下,是无法负责任地加以谈论,所谓负责任,就是诚实地相信可以说出很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闭上嘴。而且今天最值得一说的事情,都越来越多是我说不上话的事。我的好奇心不愿退休,但是我满足好奇心或者仅仅是让它稍感片刻宽慰和舒缓的能力既无法自欺欺人,也无法保持原样。万事如白驹过隙,根本没有在转瞬间抓住它们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可能对需要仔细思忖的新话题,需要完整的研究以说明其目标的新主题加以置喙的原因。不是可供使用的知识过于贫乏—反而是因为它们过于丰富,让想去消化和吸收它们的能力相形见绌。

或许这般无力理解是年纪渐增或体力减退所导致的—这完全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身体的和生理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我自己身体和心理的变化(这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猜想,就好比我年轻时候获取和处理新的信息是用少量有限的大面额钞票,而现在却是以大量硬币的方式,它们不仅极重且体积庞大,而且购买力还出奇地低下,如果想到这点上述说法就更可信了—借用贡特尔•安德尔的概念来说,这对于一个衰老的身体和易乏的心理已经“超越其边界”了)。我们的时代善于粉碎一切,但什么都不如世界形象粉碎得那样彻底:这个形象已是斑斑驳驳,就如同主宰着它的磨损与破碎的时代形象一般。

我想这个破碎的世界最终赶上了与它相似的画家的脚步。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印度寓言,这个故事说,有六个人在路上撞上了一头大象,于是他们尝试着去猜想这个他们撞上的奇怪物体的特征。他们中有五个都是盲人,都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触摸和感受这头大象,也无法将分散的印象汇合成一个整体。而那唯一能睁开自己的双眼去看的人却是一个哑巴……爱因斯坦也曾提醒人们,尽管一个理论在原则上可以被实验证明,但是实验却无法推出一个新的理论。爱因斯坦对此必定所知甚多,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是一个仅由实验构成的世界的来临和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理论去设计这些实验,没有关于如何开启它们的可信的建议,更无法评估这些实验的结果……

生活和记录生活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我们不如从若泽•萨拉马戈若泽•萨拉马戈(1922-2010,1995年获葡萄牙语文学奖最高奖蒙斯奖,1998年因小说《失明症漫记》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译注)那里得到一点启示,他是我最近发现的灵感的源泉。在他类似于日记的作品中,他反思道:“我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当做无意识的自传的零细碎片,不管它们有多无意,或许也正是它们的无意,它们比任何付诸纸笔有关生活最详细的描述都要更真诚或者真实。”

的确是如此。2010年10月30日

更多的消耗战,公元2010—?

今天报纸登的新闻让人大脑麻木、毛骨悚然和神经紧张。两名匿名的也门妇女在邮品中放置了新型的“高端精密”武器,这次她们精巧地安放在电脑打印机和打印墨盒当中,以至于世界上各大中型机场配备的先进 X 射线装置都没能发现(然而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发现和拆除的,新闻稿的发布人并没有说; 这就让我们这些处于传播媒介终端的人去猜测,这种狡猾的阴谋被拆穿,只能归功于安保人员超常的辨别能力和一刻都不松懈的警惕,就像发现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一样,还有“垃圾炸弹”、“液体炸弹”,以及其他精致的谋杀装置等等可以添加到恐怖主义者的军火库里的东西)。

对此戏剧性新闻的评论一开始都集中在它对迫近的美国中期大选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奥巴马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他会大肆炒作还是不加理睬?答案我不知道,坦白地说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探寻或者猜测它们。不过,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就像今天《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包裹阴谋的破产给全世界的官员一个清凉的惊醒,那就是对实时情报做出快速反应,乃是现在的常例”(好像这些官员需要被警醒,或者因这件事而被希望冷静下来一样……)。一大堆新的安全措施将被设计出来并迅速投入运作,新的侦破技术将被开发出来,并配备新制造出来的科技装置,还有一套“新的且经过改进的”机场检测方案将被引进。若为所有这些新设施买单,支付安保公司订货本上满满的订货单,国家预算以及应对国家紧急社会、文化和教育需求的基金上面又将开好几个新洞。两个“高度精密”的炸弹已经被拦截下来了。为了逮住仍将制造出来的不知多少和不可计数的它们的复制品,需要无数新的、“甚至是更精密”的装置以及成千上万操作它们的人。安保开支一直是自我推动膨胀上去的,这个发现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冷战影响最深远持续时间最长的后遗症,维修马圈的成本应该低于逃出去的马的价值。

倾向于打这光荣一战的人不只是将军们,眼下这场“反恐怖主义的战争”(我很抱歉采用这种矛盾修辞法,因为没有另外一个被大家公认和接受的名称)在一些关键和重要的方面,就是冷战的翻版。战斗的人、武器,以及军事行动的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但策略性的套路、逻辑,以及最根本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成倍增长的机制(据我猜想,这种期待恰恰是本•拉登的战争计划的核心)没有变。冷战中战争的一个永恒特征就是不在战场上战斗。新武器以稳定增长的脚步被制造,但却不是被用于行动,而是使得敌人储藏的武器失去效用,并迫使他们用新的代替旧的,使得他们自己的武器库被清空,等待供应商来重新填满。现在这个故事又在自我重演。随着它一步一步走下去,结局仍被重演的可能性在随之增大。记住一点,冷战的结束,是因为军备竞赛游戏中的一个玩家变穷破产。它是从内部炸开的,而不是遭到了来自外部的轰炸……2010年12月4日

伤害苍蝇和杀人

斯拉文卡•德拉库利奇,这个不知疲倦的克罗地亚记者和作家,在曾经名为南斯拉夫长达七十年的那个国家被内战撕裂—战争也将其人民四分五裂—之后,她记录下了被送上海牙国际法庭的罪犯们的生活与行为。她把自己独家面对面访谈的一手资料汇集成一本书,名字叫《他们从未伤害一只苍蝇》(2004)。

在她的报道中,有一篇是自己作为旁听者的反思,她参加了国际法庭最初对德拉戈吉布•昆纳拉克、拉多米尔•科瓦奇和佐拉恩•弗科维奇的几场审判。他们三人都是来自小镇福卡的波黑塞族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服务生、另一个是商店帮工。在目睹了整个审判的进程后,德拉库利奇谈了她的感想:如果在战前碰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都不会感到他们特别地残忍。就像是她每天碰到的普通男子一样。但是,这里爆发了战争,而他们现在被判犯有拷打、绑架、强奸和残酷谋杀的罪行。这怎么可能?!想要找到唤起杀戮潜能的明显的变态迹象,根本是徒劳。徒劳,真的是徒劳!而且这其中必然有不计其数的类似情况,因为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上万名妇女被强奸,20万人遭杀害。成千上万的人也相信,他们在那么做的时候,并没有做错……

在法庭上还有一位被告,葛兰•耶里西奇,因杀害了他所管辖的警区逮捕的十三名男女,而被判入狱四十年,但是他“看上去是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一个“经常帮助老人过马路,在电车上把座位让给残疾人,在超市排队时给人让先的男人。他会把捡到的钱包归还给它自己的主人……最好的朋友、值得信赖的邻居、理想的女婿……”可怕的是,在他的战前生活中你找不到一丝病态的痕迹。他是一个恬静,事实上还有点害羞的男孩,不爱出风头,大家都知道他热衷于帮助别人……

但是,就从1992年5月7日那天,他开始射杀了他的第一个受害人,在十八天杀戮的日子里,二十三岁的耶里西奇被一个虐待成性的野兽附身。从他的监狱中幸存下来的人回忆说,他像吃了药陷入迷魂状态一般走动和咆哮。其凶神恶煞状已经在他的枪打死受害者之前把他们吓得无法动弹。他任意挑选出他的受害者(他还并不挑剔;选了一个老人去扔掉地板上的瓶子,还让一个年轻人和一位塞族女孩结婚),命令他们跪下,把头靠在下水沟盖上,再用枪抵着他们的脖子。有时,他还邀请他的女朋友莫妮卡来观看和欣赏他的效率。就这样,日起日落,整整十八天……为什么?背后有什么秘密?!

德拉库利奇的女婿,也是名克罗地亚人,一个在很多方面都酷似耶里西奇的善良年轻人。不过,与耶里西奇所不同的是,他在内战爆发前去了加拿大,而耶里西奇自愿加入了新组建的克罗地亚警察局。德拉库利奇问道:“所有这一切是否有颠倒发生的可能?”她绝望地试图打破那个神话。“我的女婿是不是愿意加入克罗地亚警察局呢?”她有了这样的思考:“这是耶里西奇人生中第一次拥有权力……他被人给了一把枪,然后被告诉可以任意地使用。”然后她又补充道:“我仍然认为即便他变成了一个逼迫者,但从更深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和他那一代的人都被欺骗了。他们拥抱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做任何事情阻止从中引起的战争。他们过于投机取巧,也受惊过度,以至于无法拒绝听从他们的上司。”

1992年5月7日之前,任何一个看过一眼那个名叫葛兰•耶里西奇的友好、英俊青年的人都会发誓说这人连苍蝇都伤害不了。2010年9月11日

文字的耕耘

与我们这个时代强制推行的其他习俗一样,接受访谈也受到了若泽•萨拉马戈的质疑。他在过自己86岁生日,也就是比我现在的岁数还长一岁的那一天,2008年11月16日写道:“有人告诉我采访是很有意义的。但和以往一样,我依然对之心存疑虑,或许是因为我厌倦了听自己说话。”我跟他的想法一样……迫于记者的压力,我屡次需要去揭示那些记者认为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的读者渴望知道的东西,我为被迫去重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不断炒冷饭”的东西而感到汗颜:曾经令人兴奋得迫不及待想与人分享的东西现在已经平庸无奇得让人昏昏欲睡……

萨拉马戈想起了他的爷爷扎罗米莫。他的爷爷“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去与他亲手种植的树告别。他拥抱着那些树不停地哭泣,因为他明白他再也见不到它们了。这是值得学习的一幕。因此我拥抱了我写下的文字。我希望它们永存下去,我也在我停下来的地方继续我的写作”。

“在这里,”他补充说,“没有其他的回答。”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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